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或曰“文化转向”推动社会文化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更新与重建个体化主体性社会行为及其文化。社会文化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革新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行为规范与价值判断依据。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主体性社会行为归位的考察持续改写科学研究。环境、生态、族群、移民、性别、宗教、教育、艺术等领域发展起来的主体性社会行为与文化促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完成转型。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要求与现实世界社会发展共同推动“文化转向”落到实处。这些更新与重建的社会文化扩展了自我—社会认同以及自我—国家认同，在个体化与社会的关系构造上达成新的动态平衡。在此基础上重构的新的理性认同（自我生命主体与我们生活的世界的自然、社会、国际秩序的一体化认同）成为世界秩序——生态—社会秩序与国际秩序新造的根基。我们在上期《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秩序》中对此议题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生态环境危机、社会不平等危机以及国际安全危机做了及时的回应。上期侧重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秩序的构建的分析与反思，本期专刊从世界秩序构建的历史维度审视现代社会秩序的兴起，聚焦“法国革命与现代早期社会政治秩序”，探讨现代世界秩序构建的社会文化内涵。

　　一

　　在第一个单元“理性之思：个体化、主体性与现代社会”专题讨论中，我们关注启蒙思想家对于现代社会个体、社会与国家的行为主体的认识和相互关系的建构；在对其文本、叙事和作品的思想主体性社会行为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现代社会政治秩序在这些思想家的笔下是如何展开的，以及他们是如何“知行合一”融入“现代社会”的。

　　张弛通过梳理文本的隐秘线索，探寻孟德斯鸠与马基雅维利的“古今”对话如何构建界定现代人、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的系统论述。孟德斯鸠认为，法国若想避免衰败与贫困，需要摆脱古典共和主义的影响，放弃对古典罗马的效仿，脱离以马基雅维利主义为核心的国家理性主义思想。为此，孟德斯鸠从历史、政治和社会三个角度，构建了一个能够有效牵制权谋、抑制权力欲的世界。支配历史发展的是普遍精神，约束政治世界的是基于必然关系的法的统治。权力不得不服从于基于事物本性的必然性。文章通过还原思想的历史语境，尝试为孟德斯鸠的思想文本提供一种有结构、合逻辑的解释。

　　近代西欧国家的政治转型，法国与英美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大革命后法国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贡斯当、基佐、托克维尔等均力图仿效英美，在法国建立稳定有效的政治体制。韩伟华与盛心悦的论文从跨国史视角出发，综合运用思想史与制度史的研究方法，探讨了法国近代化过程中启蒙思想先行、政治转型滞后的悖论。作者认为，近代法国立国之路的曲折历程，对后发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

　　潘丹与张雅坤以文史互证的视角解析斯塔尔夫人对“自由”的理解。斯塔尔夫人认为，欧洲文明基因里蕴含“自由”观念，但在漫长的历史中仅为少数人的特权；启蒙思想将自由延展为普遍的天赋人权，法国革命力图践行这一理念，建立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代议制共和国，突破旧制度的结构性困境。但革命偏离了节制的轨道，狂热分子将启蒙哲学转化为激进的革命话语，自由堕落为狂热主义。革命转向温和之后，斯塔尔夫人力图化解狂热，探寻宽和，倡导政治妥协，构建一个超越派别纷争的中间共和国。这一政制构想在现实中受挫之后，她便于政治角斗场之外的文学场域中探索宽和精神的可能性，并在其小说《黛尔菲娜》中呈现出真正自由的个体，应能平衡自然天性与社会伦理，调动其意志力培育德性，淬炼理智能力与独立判断，孕育清明宽和的自由精神。

　　二

　　第二个单元从政治文化角度考察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个体化与政治秩序构建的关系。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从情感、感知和意识等自我意识的发展以及群众集体行为、节日仪式等象征文化实践探讨个体化与政治秩序构建的关系。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或者公平、正义等理性认识如何在个体化与社会的关系构造中产生能动性内涵。

　　玛丽莎·林顿再现了雅各宾派之间的友谊网络，有助于我们理解罗伯斯庇尔、布里索等人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重新评估雅各宾派的政治运作。那么，友谊何以在政治生活中如此重要？作者认为，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重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互动，而不是将其视为对立的两面。友谊跨越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人为鸿沟，更为生动地展示了革命者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在雅各宾派的政治蓝图中，友谊构成美德共和国的核心，是人类联系的理想形式。友谊在日常政治领域也发挥着实际的社会功能。正如作者所言，私人友谊对于政治网络或政治派别的形成和运作不可或缺。但是，友谊可能会让人联想到旧制度下的庇护关系，朋友们或许会利用彼此的权力来提高社会地位。一些私人宴会和沙龙更是成为通过私人网络开展政治事务的重要渠道。而这恰恰与革命原则相违背。吉伦特派和罗伯斯庇尔都难以调和友谊政治与革命原则之间的冲突。在共和二年，对革命派别的所有重大审判，都在大肆渲染交友网络、非法派别、政治阴谋之间的所谓联系。忠诚、猜忌、背叛是如此深刻地融入革命实践，以至于友谊成为指控一个人或一个派别的反革命的证据。

　　那么，在自我情感认知和以抽象的平等、自由、正义等理性构建政治和社会秩序方面，如何理解革命者的社会行为？大卫·安德烈斯提到，对法国大革命持不同立场的学者将罗伯斯庇尔塑造成暴君和悲情英雄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究竟哪一种形象才是真正的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在想象当中构建了“受难的人民”和“为革命事业牺牲的革命者”两种形象。这两种形象又是如何影响他和雅各宾派对于法国大革命一系列事件的判断的？作者带领我们重温了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大革命前后传奇剧般的情感变迁。在这样一场表现人民与暴政对立的传奇剧中，罗伯斯庇尔通过“受难的人民”“为革命事业牺牲的革命者”构建一种独特的革命话语，这种革命话语并非一成不变的口号，而是随着革命进程和政治事件的发展不断丰富其内涵的话语体系。这种善恶对立的革命话语体系随着革命理想与现实的不断冲突，影响了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对于现实政治的判断，最终在恐怖统治时期达到了高潮。

　　唐纳德·萨瑟兰探讨了大革命时期外省爆发的城市骚乱，展现了城市群众表达政治诉求的手段和乌托邦愿景。这些城市群众与巴黎群众的国家意识有所不同，更注重等级冲突、财政不满等具体不平等问题。但从巴黎传到外省的乌托邦政治和社会秩序愿景同样推动地方革命发生。文章发掘了大量的地方叙事文本，生动地再现了地方群众参与革命的主体性社会行为。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相比个体，在集体行动方面考察个体化与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发展状况，以及考察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可以看到个体化与社会关系构造的多元层面。

　　对公共节日庆祝仪式的人类学考察是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李惟一从节日与历史记忆角度考察了军事节日纪念活动。1790年7月14日，即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的日子，在巴黎的战神广场上，全法各地的军人代表齐聚于此，打着各样军旗，排成队伍游行，是为结盟节。结盟节是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军事节日的代表。我们不禁要问，这些节日活动都包括哪些内容？是否一开始军事节日就有制订好的庆典程序？民众又该如何参与到节日中？文章认为，大革命时期的军事节日经历了从自发到程序化，以及从不定期到系统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军人与民众区分愈发明显，民众逐渐成为纯粹的观众，成为革命教化的对象。

　　三

　　第三个单元从社会关系构造的微观层面将革命放入个体化与社会发展的全景中考察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的兴起。这些个体化与主体性社会行为既发生在革命当中，也发生在革命前后。在当时的法国与世界的秩序之中审视法国大革命，可以看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以及人权等观念是如何与个体化结合在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国际关系中形成现代社会秩序诸内涵的。

　　小威廉·H.休厄尔讨论了现代公共领域中的交往行为与公民平等的起源。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宣扬公民权利、在公民平等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秩序之前，18世纪的法国社会维持着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而且等级制度建立在各种群体的特权之上。在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为何会产生如此彻底的平等主义革命？为什么纵观整个18世纪，这些公民平等的设想能够在这样一个等级社会中引起广泛共鸣？为什么法国的君主制政府在1786年和1789年之间陷入严重的财政和政治危机时，选择以公民平等制度作为绝佳的选择来取代现有的政治模式？18世纪法国不断扩大的时尚产业和新型的商业化休闲模式改变了巴黎休闲场所的性质，正是这样的场所为公民平等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使得不同阶级的人在摒弃传统等级观念的共识下逐渐混杂在一起。

　　贝尔纳·博迪尼耶考察了革命时期国有土地拍卖和交易过程中的市场行为。它们与阶级、阶层关系结合紧密，将个体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推到革命内外的广阔与深远层面，从而改变了革命后的社会结构。法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化特征明显，农民数量多，农村土地分散，土地占有面积小，等等。这些看法在大革命时期就存在，革命时期国有土地的出售和买卖最终汇入个体化与社会关系的构造过程中。

　　对法国国有土地出售的市场经济考察，与农村生态环境的变化结合在一起，可以更全面地审视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意识。因为这些意识是自我意识与社会关系构造的重要内容。彼得·麦克菲反驳了“大革命期间，农民贪婪无知，过度砍伐森林”的观点。他指出，在18世纪末知识分子的自然主义思想出现于书本中之前，法国农民早已对环境问题具有独立见解。法国大革命环境史中存在一个“黑色传说”：大革命放松了关于伐木和开荒的许多禁令，这给了贪婪无知的农民以可乘之机。他们过度砍伐森林、开垦土地，带来木材短缺危机，还导致水土流失，大量土地荒漠化。考察这一时期法国农村教区的陈情书，就会发现，农民认为过度砍伐的罪魁祸首是工厂主和以特权独占森林的领主，而且他们很重视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陈情书显示，农民对新兴工业活动消耗大量树木、贵族奢侈浪费木材十分不满，认为正是这些导致了木材短缺。也有农村教区抱怨过度砍伐导致水土流失、土地肥力下降，并呼吁在荒漠化区域重新种树。农民对过度伐木的不满与他们对领主特权的反对密切相关，在批判过度伐木的同时，往往还反对贵族、王室和教会的伐木和狩猎特权，反对他们对林地的垄断。国民议会没有明确立法破除这种特权，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不满。可见，在反领主特权的过程中，农民独立产生了对自然环境的看法，且自发产生了环保意识，而非在18世纪末知识分子意识到环境问题之后才被自上而下地予以教化。

　　在法国与世界的国际交往层面，盛仁杰以法国人对大陆与海洋的政治观念与行动为视角，探究了法兰西第一殖民帝国在美洲的殖民历史。普遍观念认为，无论处于何时、采用何种政体，法国一直优先考量争夺欧洲大陆霸权。但法兰西殖民帝国在美洲的经略表现出明显重海轻陆倾向：法国人极为重视西印度群岛，却对北美大陆领地漫不经心。然而，对此深入分析，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法国重陆轻海的传统。殖民帝国只是法国在欧陆争霸的附属品，法属西印度群岛所能提供的财富远非其北美大陆领地可比。因此，表面上看似矛盾的现象，实质上并未脱离其根本，作为民族国家主体的法国与作为殖民帝国宗主国的法国始终保持着一致性。法国的美洲经略策略和行为是其民族国家与殖民帝国的一体两面。

　　四

　　最后一个单元与本专刊所讨论的历史文化现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有关。尽管在社会理论方面，我们做了较多的介绍，但在方法论层面，还需要有更专门的研究。

　　20世纪中叶，洛夫乔伊的观念史一度成为英语世界思想史研究的主流，它认为“单元—观念”具有跨历史的自主性与连续性。而在70年代之后，观念史受到了昆廷·斯金纳等人提出的“历史语境主义”的冲击，“语境”成为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就当下的思想史研究而言，对历史语境主义的反思与观念史的回归是两条主要的发展线索，这集中体现在2020年《历史哲学杂志》的“思想史哲学与概念变化”特刊当中。刘洋以该期特刊中的理论文章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并结合之前的其他相关文章与论著，从“意涵”与“概念”两个方面梳理了“后斯金纳”时代思想史方法论的发展趋向。论文既对观念史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展示，同时又对该领域的最新理论动态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将为国内的思想史研究带来启示。

　　思想的内在一致性是卢梭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从卡西勒的《卢梭问题》，到普拉特纳的《卢梭的自然状态》，不少著名的思想史学者都试图基于不同的主题阐释这一问题。查少琛以历史与时间为切入点试图给予新的解答，通过论证卢梭笔下几个最重要的文本之间的关联性，最终实现对其思想整体性的建构。在作者看来，《论科学与艺术》《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爱弥儿》与《社会契约论》均围绕着“自然状态转向社会状态”这一叙事命题展开，并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历史叙事的性质。因此，四个叙事构成了尺度迥异但相互关联的时间结构。《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作为普遍历史，规定了人类史衰败的发展方向，其压倒性的历史时间成为其他叙事的基础。《论科学与艺术》通过论证征服史揭示了民族或国家维度的历史性，征服本身意味着历史时间的错位，其胜负关系则指明普遍历史之下，不同的人类单位可以保留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爱弥儿》表现了个体维度的历史性，意在提供个体在度过短暂的生命时间时，对抗历史时间衰败走向的方式。三个叙事中，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流动，但交汇在卢梭身处的“当下”，构成隐匿的时间关联。《社会契约论》冲破了上述历史与时间构架，为那些居于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的民族提供正确的社会建构方案，为其思想赋予了未来的维度。

　　五

　　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到社会公共领域，认同文化促进了自我、社会与国家认同的新的平衡。在公共事务、政府与国际组织等公共领域和公共部门，认同是治理的文化准则。经历认同文化更新的社会政治等公共领域发展起来的新的行为及文化推动个体化与社会构造更具弹性。那么，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个体化与社会关系的扩容过程中，或者说在社会进程中，个体化不断更新的主体的确立及主体性社会行为或者社会文化是如何能够具有如此强大的韧性，在没有发生越轨行为的情况下可以做到自动吞吐公共理性从而达到个体化与社会发展的平衡？难道个体化已经发展到一个高深宽阔的境地，能够将个体道德和良知从自我认同推己及人？个体化是社会进程中的自我与社会关系构造的动力机制。在具有广泛认同的主体性社会行为的加持下，社会文化规范得以形成。那么，这个问题就进一步具体为：个体化主体性社会行为和文化是如何将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在自我—社会/自我—国家认同的熔炉里冶炼成金的，从而有效推动公共事务、公共领域、公共部门的治理？民族国家的构建与治理、公共事务治理之道等，各种治理知识和文化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即使它们与个体化的关系的挑战仍然存在。我们是否仍然能够在个体化框架内探寻自我认同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构造的限度，理解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性是如何在主体性社会行为中意识、感知、认知、体验、吸收的，从而能够在个体化与社会的关系上产生更具包容性的内涵而没有造成个体化的紧张与反叛。言下之意，社会进程中的个体化的扩容，同时也改造了自我、社会、政府与国家，这个过程并不经常是和平的，而是充满了各种挑战甚至冲突。这两种现象共存是值得探讨的一个社会理论的元问题。

　　这个元理论问题贯穿人类社会秩序和世界秩序的构建。我们需要从经历“语言学转向”或者“文化转向”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扩展到其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的主体性社会行为与文化的更新与重建。现代性“盛期”终结于大屠杀，也连带着终结了现代、古代或者后现代等类似的序列时间概念。现代性“盛期”的吊诡直接祛除了现代性理性的辖制。过去、现在或者将来的某个时间的存在可以为永恒的存在豁然显现。任何现代性的时间和空间概念都带有人类对于个体化与社会的关系构造的即时性与普遍性的混合，同时也带有超越现代性的价值和文化要素。“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既解构又建构现代性的现代社会起源时期的社会文化现象。对于这个以现代时间标记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在没有经过语言学或者文化转向的理论反思和规范重建的情况下，众多研究并没有在文化象征体系的实践层面做过认同文化的更新，也没有在个体化与社会层面做过认同文化的更新，因此难以彻底做到对类似的社会文化现象的主体性社会行为的文化理解，也难以祛除自身未经认同文化更新的意识或者行为的影响。对于现代性的解构却发生在所谓的后现代的碎片化反思当中，因此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构造上，在“语言学转向”的铺垫下，个体化主体性社会行为的确立更新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对于人类行为的缺乏认同文化的研究。对这些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的研究，首先就有一个文化上的身份认同的理解，这替代了社会科学的价值无涉或者价值中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预设。只有如此，才能摆脱现代性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各种理性的辖制，重构认同理性。

　　主体性社会行为与文化既然已经解构并显示了现代性的时间和空间，那么也同样更有力地解构了根源于现代性的古代、近代或者现代以及后现代的时间、空间概念。因此，我们可以从个体化与社会关系构造的所谓现代起源的时期审视现代社会理论的元问题。在这种视角下，作为主体性社会文化现象的法国大革命，在一个存在的时间里，又在一个历史的时间里，还在一个当下的时间里，通过历史学家的主体性社会行为的审视，再现了个体化与政治社会秩序构建的紧张状态。在这种动态的自我意识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构造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法国大革命新的面向和新的内容，不仅更新了历史研究，而且也完整地展现了现代社会理论元问题是如何统领人类社会的。

　　在此，我们既可以看到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文化认同的形成，也能了解此后就此构成的现代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哲学家的创作，如黑格尔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判断以及他自己的社会文化认同的完成。回到这种人类学意义上的个体化与社会关系的形成上，在现代性起源时期，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在自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扩展上产生怎样的社会文化内涵？这就是合乎实际的历史与社会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起源时期人类社会个体化主体性社会行为的整体情况的端倪。在法国革命时期，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构造上，最大的挑战是：在没有发展出对于个体化主体性社会行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认同支援系统的情况下，人们如何做到在社区、社会与国际层面包容他人以及自然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今天的人类社会，从这个挑战当中学到了很多，也遗忘了很多。这正是我们重新研究法国革命或者某个历史社会文化现象的原因。法国革命与现代早期政治与社会秩序的构建所显示的自由与宽容、自由与民主、自由与平等、自由与人权、自由与市场经济等个体化与社会的关系构造情形，加深了我们对于现代性起源时期的个体化主体性社会行为的认识。承认他人的尊严的自由或者说不干涉他人自由的自由，与自然生态一体化的自由（平等），完全锻造自身生命价值的自由，这都是后话。

　　原文责任编辑：舒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