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实践不断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无论是自由放任理论还是国家干预理论，都是围绕“稳态均衡”来看待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然而，从长期看，经济发展包含不同经济增长路径跳跃的状态跃迁，以及单一经济增长路径增长两部分。就长期经济发展而言，除了要面对既有路径的增长问题，还需要面对不同增长路径的状态跃迁问题。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状态跃迁，在状态跃迁过程中，系统脱离稳态，呈现非均衡下的非收敛特征。本文即对状态跃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展开动力学分析，刻画跃迁过程中经济系统的复杂动力学特征，揭示状态跃迁中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动态协同机制。

　　本文与以往研究存在以下不同。第一，无论是新古典还是内生增长模型，都主要关注既定技术与制度条件下的稳态均衡与稳态均衡的收敛性，讨论非均衡点到稳态均衡的动态转移、非稳态鞍点均衡到稳态均衡的收敛。本文基于状态跃迁，因此，从一个稳态均衡跳跃到另一个稳态均衡过程是研究重点。由于市场失灵是基于市场均衡定义的，因此这里的政府作用并不是着眼于纠正市场失灵，而是推动经济增长路径的跳跃，形成不同稳态均衡转换。第二，以往研究往往假定增长路径跳跃是瞬时完成的，本文强调非均衡路径变迁是一个过程，着眼于经济增长路径跳跃整个非均衡过程。本文刻画了这一非均衡过程中的政府作用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动态协同机制。　

　　一、理论假设

　　二、状态跃迁中的复杂动力学特征

　　三、状态跃迁下政府作用的生产技术转换

　　四、状态跃迁中政府与市场的动态协同机制

　　五、中国经济增长状态跃迁的条件与一般原则

　　结论

　　本文建立的非均衡框架揭示出：如果考虑经济增长中的状态跃迁，政府推动经济增长路径跳跃具有可行性。在一定条件下，政府适度适时推动经济进行状态跃迁优于政府不推动，而且存在推动状态跃迁的政府—市场协同机制。这一机制使得经济逐渐趋于新增长路径上更高水平无政府推动的稳态均衡。而且，在整个状态跃迁过程中，人均经济增长率持续高增长，短期经济增长速度与长期发展质量相统一。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典型事实相一致。

　　从长期看，经济发展可区分为包含不同经济增长路径跳跃的状态跃迁，以及单一增长路径下发展两个部分。前者关系到如何从既有经济增长路径跳跃到更高发展水平经济增长路径的选择，而后者关系到经济增长路径已经确定下的选择。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最优选择，需要顾及这两个部分。政府可以着眼于经济发展战略性的状态跃迁，通过与市场的协同机制，使经济加快攀升到更高发展水平的经济增长路径；市场可以作用于既有增长路径的资源配置，以实现市场效率。可见，经济最优发展应建立在政府与市场两者有机结合的基础之上。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结论并不否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是说明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中，针对状态跃迁，政府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制度安排，建设更高水平的市场机制，实现政府—市场协同，促使生产技术水平跃升，而加速实现经济增长路径的跳跃。虽然，政府推动是经济系统跃迁过程中短期增长的动力，但是，如果其不能实现与市场的协同，经济增长将展现出复杂性。

　　对状态跃迁而言，从协同机制看，实现生产技术跃迁、构建新型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是核心与目标。较小初始单位推动成本，与不断减小的政府单位推动成本是实现状态跃迁的条件。为此，政府作用应满足以下三原则：着眼长远，不断改革；立足现实，科学规划；循序渐进，系统协同。“实现经济增长速度与发展质量的统一”是检验政府推动能否满足单位推动成本条件的标准。它体现了在政府—市场协同中，在实现短期高增长的同时，实现长期内涵式发展，以制度体制革新推动技术进步，以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制度体制完善的良性互动。

　　着眼于长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把握经济发展新机遇是中国经济行远致稳的主要方面。以实现生产技术跃迁、构建新型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以长期发展政策措施破解短期问题，可能使我们在经济企稳后，迅速转入经济增长路径的跃迁，这对于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附录：

　　原文责任编辑：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