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福满认为，当前西方媒体与政客群体中存在的中国经济“唱衰论”，是西方国家试图通过转移矛盾焦点、制造话语陷阱，以维护其日渐衰落的国家实力与不断下降的全球地位的结果。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为本国带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新机遇，也为世界带来新启迪、新福祉。如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质生产力这一经济理念，可以视为中国向全球产业链上游迈进的重要一环。作为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将成为中国实现2024年5%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的新式推动力，也将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式引擎。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发展轨迹，您作何评价？与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相比，您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郝福满：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创造了令世界赞叹的奇迹。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从封闭的计划经济转向开放的市场经济，从而促进了生产率的大幅增长和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型。40余年来，在良好的经济政策指导下，中国在短期内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快速赶超，这些政策在今天被证明是有效的。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和中国稳定的政治体制，是保障中国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关键。面对中国新出现的社会状况与经济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采取十分务实的态度。同时，中国政府官员具备应对日益复杂的经济挑战的能力，并据此制定富有针对性的稳健政策。此外，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人口红利正在向人才红利转变，这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储蓄传统意味着，一旦正确的经济政策实施到位，过去基于高投资与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式完全可以继续维持。

　　我认为，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经济体相比，中国政府对于经济发展有着更大的指导力度。这使得一些重点经济领域，如科技创新领域能够成为政府的优先事项，并获得优质的市场资源倾斜。若要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在合理配置市场资源的同时，也应发挥市场竞争的天然优势，并给予市场主体充分的自主性机会——中国政府对此有着十分睿智的判断。

　　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相比，中国有能力将宏观经济发展目标作为一种强大而有力的国家工具，并以此协调各级政府机构的行动，从而满足社会不同群体的多样化利益，使每位公民都能够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中国经济政策的优点在于足够灵活、足够包容，可以容纳不同类型的多样化政策。只要这些政策符合国家发展的终极目标，同时又足够具体、足够精准，避免采取“大水漫灌式”的经济刺激方案，就能有效协调各利益主体的预期。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几个月来，一些西方媒体质疑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声音此起彼伏。有的西方学者称，中国正处于经济危机的边缘，并将与世界经济脱钩。您对此怎么看？

　　郝福满：不论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持有何种不良预期，我始终深信中国经济并非如西方国家所描述的那样“不堪”。相反，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与发展空间。在当前许多西方经济体衰退的背景下，中国为实现全球经济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偿债困难，中国主动与国际社会一道，帮助这些国家解决债务问题，展现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应有担当。中国尽己所能助力其他国家进一步摆脱疫情影响，恢复正常社会秩序。一系列国际数据表明，其他亚洲国家要实现与中国相当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较为困难。目前，有不少亚洲国家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因为它们未能妥善处理国家宏观经济问题。

　　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成功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诸多考验。中国针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堪称典范。中国拥有严格管理的资本账户的优势，因此未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后果的直接影响。虽然当时的中国受到内部需求下降的间接影响，但这些影响被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强劲的经济刺激措施，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支出方面的措施所抵消，因此未造成严重后果。

　　2023年，中国经济总量稳步攀升，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5.2%的增长率，超出中国政府最初设定的5%左右的预期目标。考虑到刚刚走出疫情阴霾，这一结果无疑是令人满意的。过去一年，面对西方“脱钩”制裁、国际高债务水平、国际金融形势动荡等外部环境带来的压力，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及时、有效的经济刺激举措，展现了攻坚克难、锐意改革的勇气与决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23年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最大积极因素。

　　尽管面临国内外形势的双重困难，中国经济依然在2023年实现了比西方经济体高得多的增长率。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潜在作用的一些独特因素，例如金融资本优势和人力资本积累，在许多发达国家已不复存在。中国政府十分清醒地意识到，2024年通过稳定宏观经济实现“稳中求进”仍是重中之重。同时，也需要解决当前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财政带来的风险，并进一步实施结构性改革，以最大限度释放中长期生产率增长的潜能。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美国热衷于对中国进行“经济遏制”，包括技术战、出口管制、贸易壁垒等，如何从学术角度看待这些措施？

　　郝福满：拜登总统曾经“许下诺言”，宣称美国不愿对中国实施经济遏制战略。然而，事实上，美国却多次对华进行技术出口管制，从而通过发动贸易战实现经济施压的目的。分析美方行为背后的意图，一是出于对自身国家安全的担忧，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将可用于大国重器制造的尖端技术转让给其他潜在对手；二是出于“美国优先”的考虑，美国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打击中国经济，从而保护美国国内产业。然而，实际上美国这一举措却适得其反，对美国本土经济和民众就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当前，在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相互交织的背景下，中国已采取了相应措施来维护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事实上，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各国在一定范围内采取措施保护其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因此，中国的做法完全符合国际法条例规定。然而，美国却不接受来自世贸组织的法律限制，这也是美国近年来多次阻挠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任命新法官的原因。按照美国方面的意图，如此一来，世贸组织就无法做出有效裁决，美国政府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加强贸易壁垒，大搞单边主义。

　　美国方面的这些行为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就已出现，拜登上台后继续实施加征关税等措施。近期，特朗普宣布，如果今年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他将加大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关税的力度。此外，一些欧洲国家显示出对于中国产品出口尤其是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设备出口的担忧，认为这些产品正在侵蚀欧洲的工业中心地带，因此不能排除未来这些欧洲国家会采取对华贸易限制的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中国政府发布了包括“促进民营经济发展28条”在内的指导方针，以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您如何看待民营经济对于国民经济体系的意义？

　　郝福满：我赞赏中国政府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所做的许多努力。民营经济作为中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技术创新、生产率提高等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也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中国政府看来，市场应当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民营经济的强大有利于这一作用的实现。因此，中国政府在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同时，将民营经济作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纳入国民经济体系。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加强民营部门监管，以确保民营经济的运作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

　　在加强民营部门监管的过程中，一些西方分析学家偏颇地认为中国政府在实施新规方面过于严厉且过于突然。一些西方学者由此怀疑中国广阔的市场是否真正有民营经济的一席之地，或者中国政府是否更倾向于依赖国有企业。然而，中国政府“促进民营经济发展28条”措施、鼓励民营部门投资并参与国家涉企新政策制定等，足以证明中国国民经济体系对于民营经济的重视程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世界与中国的视角，如何看待中国的新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

　　郝福满：在一些西方政治圈中，有一些观点错误地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与世贸组织建立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不相容。这些错误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一些重大经济战略规划，如“双循环”框架下中国对于工业领域的扶持，以及出台的相关产业政策，在根本上与开放型市场经济不相容。

　　我认为，“双循环”是符合中国经济运行规律的发展战略。当经济体变得富裕时，非贸易品（如服务）的相对价格相对于可贸易品会上涨，而国际贸易在GDP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自然会下降。这也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需求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免出现需求不足。然而，这种调节难以自动实现，需要依靠改变收入分配结构以及促进储蓄—投资平衡来实现。在这方面，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再分配财政政策、人口红利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经济政策，可以助力基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高质量发展对于实现一种更高效、更创新、更共享、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正如中国政府意识到的那样，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虽然迅速，有能力使上亿人摆脱贫困，但同时也是不平衡、不平等、不协调的。因此，作为在中国经济外部环境日趋严峻复杂、国内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提出的战略目标，高质量发展不仅符合中国的现实需求，也值得世界各国的殷切欢迎。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质生产力作为今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一个关键词，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您如何看待新质生产力提出的时代背景和战略意义？

　　郝福满：今天的世界经济依旧面临诸多风险。尽管一些国家央行目前采用“数据驱动”的方法调控货币政策，在对抗通胀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全球大多数地区通胀高企的势头仍在继续。此外，发展中国家依旧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部分地区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值得肯定的是，一些全球风险的解决，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解决方案取得了些许进展，而中国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例如中国在赞比亚债务问题解决方面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3.1%，仍远低于疫情前十年的平均水平。这就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通过提高经济生产效率、进行创新来实现潜在的更高经济增长率。

　　中国提出的新质生产力，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又一大原创性理念，可以视为习近平主席指导下的中国政府通过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增长，从而进一步刺激疫情后经济复苏、提振经济信心的体现。今天，中国正在成为创新型经济体，在高科技行业自主创新日益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引擎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以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为特点的经济概念，其正式提出可谓恰逢其时。

　　从国际层面而言，新质生产力可以视为中国向全球产业链上游迈进的重要一环，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无疑都将具有积极意义。新质生产力可以助力中国制造业实现现代化、自动化，也将开辟新的经济产业，塑造新的经济模式。这不仅将助力中国自身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也将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的现代化进程。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地位十分关键。这一地位所发挥的全球效应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带去诸多益处，尤其是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国能够实实在在地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近年来，中国不断扩大海外投资，包括在基础设施和商业领域的投资，为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发展带去诸多合作机遇。相信在未来，新质生产力将在国际层面得到进一步推广，从而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