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外交实践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外交学研究站在新的路口。梳理近十年国内外外交学研究的新议题、新趋势和新路径，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外交学研究的时代和世界方位，增强理论自信，建构中国特色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

　　多元领域凸显

　　中国外交新风貌

　　当代外交学研究最大的特点是研究领域日益多元化。从国内研究来看，近年来，不同外交领域的相关著作大量出版，显示出中国外交学研究的勃勃生机。何茂春的《经济外交学教程》与李巍主编的《中国经济外交蓝皮书》，将经济外交研究从简单的议题领域推向年度主题。于洪君主编的《新型政党关系与新时代政党外交》、储永正等著的《军事外交学》、赵可金主编的《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杨悦等著的《中国文化外交理念与实践——基于国别的实证研究》、姚遥的《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理论与实践》，展现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全方位发展。王海运和许勤华的《能源外交概论》、董秀丽的《世界能源战略与能源外交·总论》、李昕蕾的《清洁能源外交：全球态势与中国路径》，表明外交学研究领域的不断细化。郑启荣和牛仲君主编的《中国多边外交》、李小林和李新玉主编的《城市外交：理论与实践》、杨洁勉等著的《中国世博外交》、张丽的《主场外交》、赵明昊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新外交》、陆佳怡的《媒体外交：理论与实践》、王更喜的《网络公共外交》，显示出外交场域的进一步拓展。在外交专业研究方面，熊炜编著的《外交谈判》和周加李主编的《从理论到实践——外交礼宾礼仪研究》，表明国内学者在梳理中国外交实践特点的同时，更加注重国际交流，积极参与共商共筹世界外交文化。

　　从国外研究来看，波乔拉、霍尔姆斯等编著的《数字外交：理论与实践》以及波乔拉、帕蒙特编著的《反击网络宣传与极端主义：数字外交的阴暗面》等著作，提出了数字外交中的关键问题与理论工具。莱茵哈特和鲁特马在《灾难外交：灾难与冲突的复杂联系》中以新冠疫情大流行为例，研究了国家间在灾难治理、灾难影响调查与灾难循环和暴力敌意模式之间的复杂联系。卡西迪、阿加斯塔姆、唐斯和斯坦菲尔德分别在《性别与外交》《外交中的性别转向：新的研究议程》《外交实践中的性别转向》中论述了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外交行为，以及如何设计外交性别主义研究框架。

　　宏观视角展现

　　中国外交的世界胸怀

　　在新形势下，国内外外交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点。国内外交学研究注重宏观判断以及对方向的把握，规范研究和制度研究居多。国外外交学研究则侧重微观议题，以实证研究为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持续推进，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被相继提出，形成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的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外交实践为依托，中国外交学研究同样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主要代表成果包括张宇燕主编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研究》、杨洁勉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王逸舟主编的《中国外交探新》、王帆的《大国外交》以及张清敏的《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等。

　　尽管国外外交学研究出现了探讨全球化对外交政策影响的成果，但从总体上看，国外相关研究更加强调对微观议题的观察与解读。例如，内勒尔在《丧失：保持社交距离世界中的外交空心化》中，分析了虚拟峰会对外交目标的影响，认为虽然虚拟峰会保留了正式的、程序性的互动，但失去了线下峰会的两大“红利”——高层治理和会间交流。考恩和卡尔编写的《公共外交：数字时代全球参与的基础》则从公共外交视角提出新技术为公共外交开辟了新的可能，强调历史经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从一般理论到区域国别转向

　　在2011年发表于《国际研究评论》的题为《外交与外交学的现状和未来》的文章中，夏普、怀斯曼等多位外交学学者强调了理论研究和概念框架的重要性，并呼吁外交学人加强对外交实践的理论化研究。约恩松和霍尔在《外交的本质》中，借用英国学派理论构建了外交学的前理论。二人从关系主义视角出发提出，“外交作为一项持续的国际制度，有着基本的、永恒的属性——交流、代表和国际社会的再造，三者的不同组合最终导致了外交形式的差异”。诺依曼在《外交场景：批判性研究》中，从细微的外交实践切入，揭示了外交实践构建国家的过程。塞恩丁、波略特等编著的《外交与世界政治的构成》则探讨了外交实践在国际法、多边合作、南北政治和人道主义方面的构成性效应，其中外交官的所作所为被视为解释世界政治的基础。

　　从20世纪90年代作为独立学科发展以来，中国的外交学研究始终寻求推进理论建设的过程。鲁毅、王德仁等著的《外交学概论》、金正昆的《现代外交学概论》、陈志敏、肖佳灵、赵可金的《当代外交学》、杨闯主编的《外交学》，体现了21世纪以来中国外交学研究的有益探索。近年来，随着全球化遭遇逆流，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全球合作呈现地区化和碎片化特征，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针对特定地区和国家的跨学科、跨领域研究诉求上升，区域国别学蓬勃发展，这就要求中国的外交学研究必须兼具一般性外交理论和针对特定区域国家外交实践的特征。

　　把握外交学发展新机遇

　　外交学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学科。近年来，中国不仅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及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新举措，而且推动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外交人员法》（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2012）、《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201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2019）、《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2021）、《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202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2023）等法律法规为代表的制度建设。此外，一大批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外交理念（如正确的义利观）和体现大国自信与东方美学底蕴的外交礼仪也为现代外交实践增添了新的色彩。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为中国外交学的理论研究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从研究范围到研究对象再到研究方法，鲜活的中国外交实践激发的知识生产不仅有利于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而且有助于推动现代外交学走出“西方中心”的视野窠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外交学”。

　　尽管外交学尚未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显学，但外交学的生长土壤并不贫瘠。一方面，现代外交实践的延续性及间断性不仅需要识别与归纳，也亟待科学层面的提炼和解释。另一方面，国际体系与秩序转型为外交学的推陈出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以中国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为世界范围内外交思想、外交制度和外交实践的多元化提供了创新动力和崭新舞台。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周边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