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2500年前雅典与斯巴达陷入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根源的极简概括，“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自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并系统论述后，便因其关于崛起国与主导国互动规律的宿命论式的总结，以及对于当今时代中美关系的现实影射，而受到异常热烈的讨论和多种角度的批评。然而，在围绕有无“修昔底德陷阱”的话语纷争和政策辩论背后，学界关于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原型、生成机制，及其在当今世界政治中的可能形态却缺乏足够系统严肃的学理阐释。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莫盛凯撰写的新著《“修昔底德陷阱”：历史与理论》弥补了这一缺憾，以缜密的思维、清新的笔触和史论结合的风格为读者徐徐展开古希腊世界从和平步入战争的图景，引导读者在历史钩沉与理论升华间穿梭思考，为理解核时代大国竞争的特点与风险提供了重要参考。

　　基于对从公元前481年至公元前431年间的“五十年危机”时期的史实回顾，作者从威望认知、信号互动与国内鹰鸽竞斗的理论视角出发，将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恶化和敌意升级过程划分为危机背景阶段、偶然性危机阶段、派生性危机阶段、敌意合理化危机阶段与边缘政策危机阶段，运用过程追踪的方法提炼出“修昔底德陷阱”得以形成的国内政治逻辑。在作者看来，“雅典势力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远远无法概括“修昔底德陷阱”的生成机制，雅典和斯巴达内部强硬派与温和派在城邦内外政治互动中的势力消长才是影响各个时期两强关系走向的主要因素。两强内部强硬派因客观上“互送弹药”而形成压倒各自温和派的局面，则是战争难以避免的真正动能。此外，作者还进一步探讨了核武器的革命性作用对于核时代大国竞逐的深刻影响，并敏锐指出，出于提升威望或捍卫威望的目的，崛起国针对第三方的“信号战争”与主导国针对崛起国的预防性威慑，都有可能激活“修昔底德陷阱”的国内政治动能，从而使冲突风险仍在“大国无战争时代”浮现。

　　在国际格局急剧演变、大国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中外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崛起国和主导国互动关系的研究日益丰富。《“修昔底德陷阱”：历史与理论》一书聚焦经典话题，立足时代前沿，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精神，对传统问题提出了超越主流理论的新颖见解，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安全研究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第一，凸显威望认知与信号解读在大国博弈中的作用，展现了以国际政治心理学视角开展大国竞争研究的重要价值。近年来，威望与地位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前沿话题，诸多研究将威望与地位追求视为大国竞争的驱动因素。该书进一步论证了人们对于国家威望的主观认知往往存在差异，且这种永恒和普遍的认知差异是促成强硬派与温和派的对外政策分野的主要来源，从而发现了崛起国和主导国内部鹰鸽竞斗现象的微观基础。至于国内鹰鸽竞斗的动态演变，本书依循国家间互动的信号模糊性容易招致国内强硬派与温和派的工具性解读的逻辑，揭示了雅典和斯巴达内部强硬派最终胜出所反映的一般性机理。某种程度上，作者对国家威望和信号互动的重视正是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与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学术脉络的继承。更有意义的是，通过对威望认知与信号解读相关效应的深度挖掘和逻辑衔接，该书在吉尔平与杰维斯的理论学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实现了大国关系演变的宏观趋势分析与大国政策选择的微观心理分析的相互补充与融合，为当前方兴未艾的大国竞争研究开辟了一条值得持续探索的路径。

　　第二，提炼“修昔底德陷阱”形成的国内政治逻辑，丰富了关于崛起国与主导国复杂互动过程的理解。该书旗帜鲜明地提出，对外政策始于国内，关于国家间互动的任何过程研究都必须打开国家的“黑箱”。无论是强调斯巴达对雅典势力增长的恐惧，还是突出斯巴达对被科林斯抛弃的忧虑，皆是将国家比拟为“社会人”的相对简化却不甚恰当的做法，难以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远为跌宕起伏的国际局势变幻。该书生动展示了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埃比达姆诺斯事件”、《麦加拉法令》、“波提狄亚通牒”等关键事件对于两强内部强硬派与温和派势力消长的影响，从而有力论证了国内政治动能机制才是“修昔底德陷阱”形成的根本机制。尽管崛起国与主导国的战和关系是诸多理论范式的研究主题，但权力转移理论、霸权周期理论、预防性战争理论等主流理论过于偏重体系层次，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国内政治层次的丰富意涵和深刻影响，在涉及崛起国与主导国的重大对外政策选择时常缺乏解释效力。该书将国内政治带回崛起国与主导国的互动关系研究，不仅有助于在学理上刻画双层博弈下的大国竞逐威望之路，还在现实政策层面启示着人们，管控大国竞争风险需要重视国内政治势力对比和社会舆论趋向的悄然流变。

　　第三，研判核时代大国互动逻辑的变革性与恒常性，提供了理解和引导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有益思路。在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批判性观点当中，颇多批评强调当今世界与古希腊世界的显著时代差异，尤其是核革命带来的“恐怖均势”逻辑对大国间战争的强大抑制作用。然而，世殊事异并不意味着“修昔底德陷阱”的生成机制被彻底颠覆，崛起国与主导国间的冲突风险究竟是被根本消除，还是在概率和程度上有所降低，这仍然是值得严肃探讨的话题。在系统阐述核时代大国间再难发生直接战争这一巨大变革的基础上，该书也注意到，国家对国际威望的渴求、个体对威望的认知差异、信号互动中的错误知觉、鹰鸽势力对信号的解读倾向、鹰鸽势力消长的逻辑后果等遍布于“修昔底德陷阱”生成机制上的若干要素和环节，并不会因为核时代的降临而产生根本变化。由此，作者富有前瞻性地提醒“大国无战争”时代的人们，当危机以“代理人战争”、“信号战争”或是预防性威慑的面貌出现在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时，仍需要谨慎防范“修昔底德陷阱”国内政治动能的积蓄和涌现。着眼当下，“一体化威慑”已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性战略的主要支柱，我们在思索“中美关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之时，想必能够从该书的精彩论述中获得启发。

　　当然，该书也存在着研究缺憾。首先，强硬派与温和派的国内政治博弈是否存在着可供提炼的一般规律？雅典与斯巴达两强内部的强硬派最终胜出究竟是外部偶然事件引发的逻辑后果，还是更多归因于强硬派与温和派自身的叙事策略和辩论技艺？换言之，“修昔底德陷阱”的国内政治逻辑的微观“末梢”仍有探讨价值。其次，虽然该书指出了“同盟机制”解释的明显缺陷，但毕竟科林斯、克基拉等盟友的行为还是为雅典与斯巴达间的信号互动增添了变数，那么崛起国与主导国有多大的能动性来利用或规避第三方的影响呢？如能总结出管控第三方因素的条件，对于“同盟机制”的批评或将更有说服力。最后，倘若适当补充国际关系史上其他崛起国与主导国互动的案例研究，该书提出的国内政治动能机制的普遍适用性或将得到更有力的证明。

　　总而言之，《“修昔底德陷阱”：历史与理论》一书堪称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佳作，值得每一位意在还原、辨识、反思或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人士仔细品读。一方面，该书以史实和理论否定了关于崛起国与主导国互动前景的宿命论式的悲观论调，为我们更积极主动地塑造和培育新型大国关系增添了信心。另一方面，该书也提醒着我们，“修昔底德陷阱”的形成具有复杂且恒久的国内政治逻辑，维护大国间持久和平需要充分的审慎与耐心，稳健处理大国关系的责任重大而艰巨。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