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间信任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蒋芳菲著的《国家间信任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是一本视角较为独特、较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原创性学术著作。该书通过结合理性主义与社会心理学两种研究路径，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深入阐释了“国家间信任”这一“中介变量”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该书不仅有助于厘清信任与合作的复杂关系，进一步推进国际信任与合作理论研究，也为阐释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形成与演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有利于 进一步提升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历史进程与现实困境的边际解释力。

　　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国际关系学或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该书认为国家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决策行为既包含了“经济理性”，也包含了“社会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正如理性主义无法完全解释中国在应对两次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中采取的利他性合作行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成员迅速高涨的合作热情、对东盟方式的认可和对东盟主导地位的拥护，以及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迅猛发展也都不是西方经济学、国际关系学或国际政治经济学主流理论流派所能充分解释的。

　　然而，不同于建构主义理念导向的研究路径，该书理解的信任和信任关系也并非东方文化中所特有的关系性或情感性概念。国家间信任关系的建立、维持和增强，以及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演进都不是仅仅通过关系管理、情感培育或身份建构就能实现的。事实上，东亚各国之间基于潜藏利益的理性信任，及其背后所体现的“经济理性”在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建立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而系统性信任基础的不足，及其背后反映的国际和区域治理体系、治理理念的缺陷和不足更是长期制约着东亚成员之间互信程度的进一步提升与区域合作进程的稳步深入推进。因此，该书对国家间信任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既是笔者试图结合西方理论与东方经验、在纯理性主义解释路径和纯理念导向路径之间、特殊信任与一般信任之间寻找契合点的一种尝试，也是笔者试图领悟分析折中主义跨学科研究和多范式融合精神的一次努力。

　　该书的研究表明，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维持和增强不是不可能的，但也是有条件的。国家间信任的形成和变化不仅受制于国家面临的国内、国际客观环境，也受制于决策者的心理环境。信任的建立与不信任的减少是一个高度相关，但不完全一致的过程。国家之间即便存在一些不信任因素，它们依然可以努力建立并不断提升互信。相反，即便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信任基础，它们也可能因为彼此的行为变化而产生更多的不信任，甚至最终导致信任关系的破裂。笔者由此得到的结论和启示是，信任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同时具备“经济理性”、“社会理性”、非理性（情绪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决策者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家间信任的形成和变化中，重要的可能不只是利益、权力、制度、规范等因素本身，而是决策者们在决策和互动过程中如何看待利益、如何获得和使用权力、确立什么样的国际制度，以及推崇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和国际规范。因此，对国家间信任与信任关系的探讨，归根到底也是对“人性”的思考和对“人”的深层关怀。

　　通过对东亚国家间信任形成与变化的探讨，该书得到的另一结论和启示是，在国家间信任关系的建立、维持和增强中，实力并不是最重要或唯一重要的因素。在具备一定履约能力的条件下，各国在互动中的行为选择及其后果所反映出的意图可信赖性反而更加重要。因此，霸权国并不一定一直是促进国际和平稳定或国家间互信合作关系的积极因素，甚至反而可能起到极大的阻碍或破坏性作用。同样，地区大国虽在相对实力上具有明显优势，但如果难以使其他弱势成员对其意图可信赖性产生较高的评价，也难以使其获得主导区域经济合作的合法性。相反，地区小国虽在相对实力上具有明显的劣势，但它们仍然能够培植自身的国际信誉、建立良好的国际声誉，并为弥合大国之间的分歧、推动区域信任网络的发展、提升成员之间的整体信任水平做出重要贡献。

　　在实力不对称和意图不确定的国际社会中，权力强势方在重大危机事件/冲突中如何对待权力弱势方，权力弱势方如何处理与多个权力强势方之间的关系，往往最能够体现它们的意图可信赖性。尤其当国家间相对实力差距较大时，只有当权力弱势方认为权力强势方足够值得信任，它才可能在与对方的互动中产生更多安全感，愿意承担更多信任风险，并将更多重大利益的实现寄托于彼此的合作中。鉴于此，该书对国家间信任的理论探讨还映射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欲利己者先利他，己欲达先达人”的道理。只有当国家都充分意识到获得彼此信任和信任彼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能够有意识地在对外交往中兼顾和关切彼此的利益诉求，在利己和利他之间寻求平衡，国家间信任与合作才能得以有效建立、维持和增强。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信誉和威望，全面增强我国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实力、引领国际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能力和威慑外部威胁的魄力，对于增强中外互信、改善中美关系和周边地区环境、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都非常关键。

　　该书还尝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国家间信任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关系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探讨，并试图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进程和现实困境纳入同一解释框架，为破解日益凸显的“信任赤字”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正如该书所强调的，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和状态并不是利益、权力、制度或文化某一个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潜藏利益、互动经历、制度环境、道德规范也都不是在单独影响国家的决策行为和互动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因素能够相互作用，并以不同的方式和比例组合起来，通过为国家提供不同层次的信任来源、影响国家之间信任程度的变化来共同影响国家的决策行为，进而产生特定的阶段性结果。这不仅意味着物质性因素和非物质性因素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无法被彻底割裂，也意味着不同因素对国家间信任的促进作用都是有限的。不仅如此，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因素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重要性，及其对国家决策行为与互动过程的影响权重可能也有所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不同发展阶段侧重于夯实不同维度的信任基础，并尽可能地促进信任来源多元化，寻求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平衡、彼此促进，可能是稳定和增强成员间互信关系、稳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可行路径。

　　该书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东亚成员之间的信任状况变化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演进困境都从侧面论证了上述观点。由于地区内系统性信任基础长期过于薄弱，东亚成员之间的信任来源主要局限于潜藏利益和互动过程，因此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无论是中美之间，还是东亚主要成员之间都逐渐陷入了一种“互为因果”的困境。在外部制度保障和内部激励机制都不足的情况下，各国都难以进一步提升对彼此意图可信赖性的评价，因此都以对方的行为和对自身利益的满足作为评估对方意图和自己在下一轮互动中采取行动的前提条件。尽管东亚各国都有进一步增强成员之间互信与合作的良好愿望，但它们却在互动中都更强烈地感知到了彼此政策行为中对自己的排斥、怀疑和提防，于是它们也都在互动中进一步增强了对彼此的疑虑、防范和不满。随着成员之间恶性互动的不断累积，对彼此预期的不断失败，它们之间的互信也开始加速流失。

　　该书对国家间信任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也有利于帮助我们从理论层面进一步厘清信任与合作之间的复杂关系。该书的研究表明，信任既是合作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成功合作的结果之一，但“信任影响合作”与“合作影响信任”的机制仍略有差异。从宏观层面来看，信任更多地表现为合作的必要前提：一是不同层次合作机制的建立和维持都需以相应层次信任类型的形成为基本前提；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内，行为体之间的主要信任类型决定了它们之间的主要合作模式与整体合作状态。从微观层面来看，信任（理性认知与情感变化）、行为（合作或背叛）与互动结果（合作进程和状态）之间共同构成了一种立体的螺旋式上升关系，因此信任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相互作用的：行为体在上一阶段互动中信任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它们下一阶段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上一阶段合作的顺利、成功，也可以成为下一阶段信任水平提升的重要源泉。

　　该书的研究还表明，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来说，信任因素并不一直都是阻碍因素，但日益突出的“信任赤字”问题却严重制约着成员之间互信程度的稳步提升，也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较大阻碍。然而，“信任赤字”并不代表国家间完全“互不信任”，它本质上是合作中信任供不应求的表现。因此，破解“信任赤字”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增强成员之间的互信，更在于努力寻求成员间信任水平与合作水平之间的动态平衡，并形成“在更多成功的合作实践中稳步增强互信、通过不断增强互信来促进合作发展”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