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人表》（以下简称《人表》）是《汉书》中极为特殊的一篇，上起传说时代，下讫战国秦末，将1900余位古代人物按照时间顺序列出，并考察其善恶智愚，分为上下九品。该表是汉代学者对古史人物的一次大整理、大会通。在史学史上，后世学者对该表的体例、人物排名多有批评。如战国四君，《人表》将平原君列于中上，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列为中中。清代梁玉绳言：“然论其品信，（信）陵最优，平原次之，孟尝又次之，春申为下。《表》独列平原子中上，余俱在第五，失其伦矣。”梁氏言四君优劣是根据《史记》而为，却并未理解《汉书》对人物的评价已发生微妙变化。笔者试图为梁氏的困惑提供一种解答的思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表》所体现的史家思想。

　　平原君独高一格 

　　战国后期，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和楚国春申君黄歇等贵族招揽门客，先后形成了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对当时政治局势产生重要影响，被后世称为“四君”。四君之中孟尝君时代稍早，名气也大，常列为四君之首；信陵君有救赵存魏的大功，威望极高。在四人生前，游士门客就已对他们的品行优劣进行了比较，如信陵君因善待赵国处士毛公、薛公，使“平原君门下闻之，半去平原君归公子”。平原君遣使访春申君，见“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

　　在四君之后，荀子也有所评价。他批判“齐之孟尝，可谓篡臣也”，转而肯定“平原君之于赵可谓辅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对招揽自己的春申君，荀子言“展禽三绌，春申道辍基毕输”，把春申君与春秋贤人展禽并举，表明了他对春申君的肯定。

　　信陵君曾率五国之军破秦于西河之外，取得了“威振天下”的政治影响。刘邦为布衣时，多次追随张耳，而张耳年轻时又是信陵君的门客，不难想象信陵君是刘邦一直崇拜的人物。刘邦称帝即位之后，“每过大梁，常祠公子”，并专为信陵君“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司马迁延续了此种对信陵君的崇拜心理，《史记》为四君立传时，唯独信陵君那篇冠以《魏公子列传》，不以封邑为名。明代顾璘指出，“盖尊之，以国系也”， 顾氏已然看出相对于其他三君，司马迁对于信陵君更为青睐。

　　荀子贬斥孟尝，史迁独尊信陵，然而成书于东汉初期的《人表》却单独将平原君列为第四品（中上），将信陵君与孟尝君、春申君同列为第五品（中中）。《人表》名列第五品中中的人物最有代表性的是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汉儒多言齐桓公是中人，因为“齐桓公，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东周以降，王纲解纽，以齐桓公为代表的春秋五霸与战国四君都是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但都不符合儒家心目中的“王道”。《人表》倾向于将他们总体一并列入中中，就不难理解了。

　　评判标准之一：“令德” 

　　《人表》将平原君置于其他三君之上，主要是因为平原君更符合《汉书》评判人物的标准。其一就是“令德”，即历史人物的品性德行。古人无不重视道德，但对于“德”的具体内涵则指向不同。《人表》九品之分承袭儒家“上智下愚”的思想，智愚之别并非今人理解的智商或才能差异，而是指个人能否判断道德是非。《人表》评价人物的标准，核心是一套完整的汉代皇权政治伦理。《汉书》主要内容虽未涉及战国史事，却对四君的历史形象大为不满。《汉书·游侠传》认为战国四君培植私人势力，削弱君主权威，使“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并认为“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这种思想同样体现在《人表》中，春秋五霸与四君基本处于中中或中上，实为一种贬斥笔法。《汉书》视四君的活跃为一种严重的政治败坏。虽有“明智而忠信，宽厚爱人”的高名，但从忠君的角度出发，四君无法跻身上流就不足为怪了。

　　既然《汉书》对四君总体评价不高，何以单独将平原君抬高一格？这是因为《人表》将四君整体列为中中之后，根据汉代的政治伦理，对他们的排名做了细微调整，达到劝惩的目的。《史记》记载身为齐国贵族的孟尝君，与齐湣王交恶，竟至魏国为相，并联合燕秦共同伐齐。春申君将怀有身孕的女子进献楚王，企图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信陵君为了救赵，窃符夺权，击杀本国大将，正如自家门客所言,“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以上三君的表现，显然不符合汉代“君亲无将”式的政治意识。

　　平原君赵胜则是一生辅佐两代赵王，史称“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司马迁认为平原君最大的失误是“利令智昏”贪图韩上党之地，引发长平之战，使赵国险些亡国。一方面，赵国的战略失误，是赵国君臣共同导致的，长平之战的惨败本质上是由秦赵两国综合实力决定的，战败的责任不能由平原君一人承担。另一方面，贪图土地是当时统治者的共同心理。这与孟尝君倒戈击齐，信陵君窃符夺权，春申君秽乱后宫的行为有本质区别。当邯郸陷入秦军重围时，平原君对外联合楚魏，对内散尽家财，指挥赵国最终度过危机。平原君忠于君王社稷，更符合《汉书》提倡的人臣之道，应是《人表》将平原君地位置于其他三君之上的根本原因。至于功高名大的信陵君，荀子时代认可的“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这类行径，在东汉皇权看来绝非社稷之臣、国君之宝，而是一种危险的政治问题。因此信陵君在《人表》中最终只能与孟尝、春申同列。

　　评判标准之二：“善终” 

　　“善终”关系到历史人物最终的结局，也是《人表》评判人物的重要依据。所谓善终，实际上包括“全生”和“义死”两种情况。“全生”即该人物寿终正寝，死后子孙传世，《人表》中包括孔子在内的十四位“圣人”均属于此类。“义死”即儒家所肯定的舍生取义，如屈原、豫让、聂政、聂政姊、侯嬴、高渐离等人虽非自然死亡，但并未影响在《人表》中的相关位置。春申君陷入宫廷阴谋被刺杀；信陵君最终“病酒而卒”；孟尝君虽寿终正寝，死后儿孙争夺，封邑被齐魏联手攻灭，落得绝嗣无后的结局。可以说，以上三君的结局都非“善终”。只有平原君赵胜生荣死哀，子孙平稳继承爵位封邑，直到后来秦灭六国，赵胜后代才“与赵俱亡”。在政局险恶、世事动荡的大环境中，平原君能够善始善终，同样成为《人表》将其置于其他三君之上的重要原因。另外，《人表》中孟尝君的门客公孙弘（中上），春申君的门客朱英（上下），信陵君视为上客的侯嬴（中上）品流均在三君（中中）之上。这种安排类似于管仲与齐桓公的关系，有着客贤于主，臣智于君的寓意。只有“翩翩佳公子”的平原君与“脱颖而出”的毛遂同列中上之流，显示出《人表》对平原君在某种程度上的肯定。与“善终”相对的是《人表》对于亡国之君和败军之将的贬斥十分严厉。《人表》以“善终”作为评判标准，看似是“盖棺定论”，但也有“以成败论英雄”的嫌疑。

　　章学诚言《史记》体例重变通，《汉书》体例重规矩，《人表》正是以“令德”“善终”的标准规矩重新衡量古代人物的一种尝试。目的则是建立一个自太昊伏羲为始的正统历史框架，最终论证“汉绍尧运”的王朝合法性。朱维铮指出，班固著《汉书》主题在于“追述功德”。所谓的“功德”也正与“令德”（符合政治伦理）、“善终”（名位禄寿、子孙相承）的内涵相一致。汉代的建立，是对《人表》所列前代圣贤功德的继承与延续，刘邦则是继周公孔子之后的“圣人”正统。战国四君的案例提示我们，《人表》中历史人物的具体品第，往往是与同时代相关人物比较出来的。如果我们用“令德”与“善终”的标准，重新看待《人表》中那些处在同一时空，或者有着某种活动交集的历史人物，不难发现隐藏在史家笔下的会心之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