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吴楠）近日，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办第九届政治学高端论坛。与会学者立足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与学科成长的理论诉求，共同研讨“数字时代的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的发展路径与学理创新图景。

　　与会学者表示，近年来，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在拓宽社会治理范畴、提高治理效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的种种问题。政治学作为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学科，必然要在新发展阶段肩负相应的责任，着力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

　　国家政治地理空间安全研究亟待关注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后，国家安全研究越来越热，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多聚焦于国家政权安全和社会安全等领域，亟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与会学者表示，国家不仅体现为一个政权体系，还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政治地理空间单位。基于此，国家安全研究需要在国家政权维度上展开，也需要在政治共同体和政治地理空间单元的角度上给予广泛关注。

　　“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存在。”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周平提出，每个国家不仅在自己领土范围内开展活动，还把自己活动的范围伸向极地、太空、深海等，这些拓展空间需要治理实践，更需要注重它的安全研究，因此大国发展视野中的国家政治地理空间安全实践与研究更加值得关注。他建议，用“疆域”概念定义领土外的空间，树立“疆域安全”理念，统筹分析领土与非领土两个空间维度的安全研究。

　　对于任何文明秩序而言，既需要稳定的公共权力来统合，又需要道德权威在促进社会认同的基础上维系社会稳定。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证明，“‘人民至上’观念已成为凝聚中国人政治认同的道德基础。”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周光辉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夯实我们党的执政基础离不开积极践行“人民至上”理念。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整体性的人民道德权威由中国共产党代表。通过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实践，必然稳步地实现“人民至上”道德权威的现实化，展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独特价值。

　　安全是保障人类政治生活有序展开的重要价值之一。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竹汝认为，制度安全的基础是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凝聚力。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加强意识形态的领导，不独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才有，这是人类政治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实践情形。西方社会政治维度中，将关于意识形态治理或领导隐藏在市民社会逻辑之中，并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过程，更抽离了服务广大人民的价值与效能，已彻底走向了政治工具化。考察精神生产的群体是实现意识形态治理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体性因素，切实增强主导意识形态及其实践效果，必须强化理论自觉，不断推进重大基础理论研究。

　　数字政府建设已呈现“同构分责”态势

　　近年来，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但数字政府建设还存在协同治理偏差、受众认知偏差与政策环境偏差等建设困境。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桂林表示，理念要优化，牢记数字政府建设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制度要优化，开展协同体系构建与区块系统治理，解决上下不通的堵点；市场要优化，即供需循环优化，提供服务的政府应考虑其受众需求等；监管要优化，把一些原则性的法律法规变成切实有效、可执行的细则。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光磊关注到基层负担过重的问题。他认为，基层负担过重产生的根源在于职责同构，必须在深化认识治理规律的基础上，通过转变职能与构建政府职责体系，实现基层减负同放权赋能的有机结合。“数字政府建设正为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带来契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吴晓林则在调研中观察到一个可喜的现象，即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政府实践的职责体系发生了变化，其中，职责同构已有所改善。数字政府带来了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纵向政府职责体系，职责同构在数字主管部门已变为“同中有异”，下级数字政府主管部门已不简单是上级政府的“腿脚”。数字政府建设中纵向政府职责配置呈现出从“条块分散”到“同构分责”的转换。

　　为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效支撑

　　无论是国家安全、社会治理，还是数字政府建设，都离不开学科基础性命题的深入研究。与会学者主张，在明确学科基础性命题的基础上开展广域研究，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桑玉成用“全组织”和“强技术”描述当前已发生的实践变化。这些变化对政治学研究提出了新课题，如在大数据时代如何做好尊重民意，如何更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如何控制数据霸权等。政治学界要高度关注关于国家的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问题。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国权通过界定“广义政府”概念所具备的政党属性与政府属性，探讨政府作为行政机关和执行机关的双重角色功能。他认为，要进一步厘清国家这一概念的深层逻辑。中国语境中的“国家”体现出复合性特色，是宪法文明形态国家和政党文明形态国家的统一整体。“广义政府”作为“复合国家”的机构承担公共责任并行使公权力，构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形成中是否有具体研究证据作为有效支撑？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任勇提出，新时代“枫桥经验”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提供了必要的切入口。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群众路线化解基层社会利益纠纷，有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创造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鲜活经验。另一方面，“枫桥经验”使中国政治学的适用区域从农村社区拓展到城市社区，从社会实践拓展到国家治理，达成了地方知识与国家知识的互动确认。在知识适用领域上，从传统的治安领域拓展到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从特定领域知识转化为引导基层社会治理的知识，反映了中国话语实践的鲜明特色。

　　基于深化区域国别研究视角，天津师范大学教授高建明确提出，要做有思想的中国学术，在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提出具备个人创见的思想观点。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为例，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相关研究的价值在于如何增进东西方政治文明互鉴，提升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效能，进而为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发挥启发和借鉴作用。